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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沈松勤奥门金沙城游戏网站::明清之际词坛中

浏览次数:121 时间:2019-10-15

值得反思的“朝代词史观”

  作为明清之际词坛运行的模式,“同人”唱和始于天启、崇祯年间,兴盛于康熙前期。词坛的每一次新变,均伴随“同人”的唱和之声。抱有易代情怀的“同人”聚集在一起,在唱和中进行情感上的深度沟通与共鸣,在共鸣中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;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,“同人”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了舒展和锤炼,在唱和中,“逼出妙思”,从同立异,自创一格,引领词风新变,推进了创作繁荣。

入明以后,因词为“小技”的观念盛行,作词专家与词人别集不多,明人词往往附在诗文集后。至明清之际,词与诗文一样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主流文体,以词名家的文人大量涌现,词为专集之风盛行。继崇祯八年王屋等四人词集组成的《词笺》系列后,众多词家先后整理自己的作品,结集刊行,一派“家操和璧,人握隋珠”的景象,其中不少被汇为丛刊。于康熙三年至十六年陆续汇刻的《国朝名家诗余》,汇集了王士禛、邹祗谟、彭孙遹、曹尔堪、王士禄、尤侗、董以宁、董俞、陈世祥、陈维崧、吴伟业、梁清标、宋琬、黄永、陆可求等十五位词人别集;汇刻于康熙十八年的《浙西六家词》,收录了朱彝尊、李良年、沈皞日、李符、沈登岸、龚翔麟等六家别集;始刊于康熙二十三年、约终于康熙二十六的《百名家词钞》,所收词人别集达108种之多。短短的二十余年内,竟有如此多的词人别集刊刻问世,在两宋也并不多见,堪称盛况空前。

  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,柳洲、云间、阳羡、浙西四大词派尤为令人瞩目。他们或率先揭开词坛中兴之盛的序幕,或成为推进中兴之盛的主力,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转变,主导词坛转型。

随着词学观念的开拓,主张词体功能的多元化,词的书写内容和表现风格也呈现多样性。如陈维崧词既有“花间”艳情、闲情逸致,婉丽飘逸;又有亡国之痛、失路之悲,悲壮沉雄,即蒋景祁《陈检讨词钞序》所说:“取裁非一体,造就非一诣,豪情艳趣,触绪纷起,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。”又曹尔堪《江湖载酒集序》称朱彝尊“盛年绮笔,造而益深,宜其无所不有也”。康熙前期,曾王孙汇刻《百名家词钞》,并为之作序,序中说:“或如泛海,游蓬莱阆苑,仙楼缥缈,金碧浮空;或如武库开张,森列戈戟;或如田僧超快,马入阵先,为吹笳壮士之声;或如窅娘缠帛,飞燕牵裾,舞于莲心掌上;或如孟才人一声《河满》,泪落君前,时歌时泣,或醉或痴。”形象概括了百名家词内容丰富,风格多样,犹如百花怒放,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之盛的又一标志。

  二

诚然,“文变染乎世情”,每个朝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化以及由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风尚习俗、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,对包括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。不过,文学的兴衰并非如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、即时而起那样的直接明了,它在受外部影响的同时,自身的秉性起着决定性作用,简单地以朝代兴替史划分文学发展史,难免有削文学自身之“足”而适朝代外在之“履”之嫌,且会带来诸多彼此凿枘、相互矛盾的问题,学界划分“明词史”与“清词史”时,就带来不少问题。

  明清之际词人辈出,他们或生于明万历后期而在天启、崇祯年间以词名家,或生于明天启、崇祯年间而在清顺康之际以词名家,属于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、前呼后应的两代或三代人。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“明词”、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“清词”的感事性空前凸显、力度美空前张扬的“变徵之音”,从原先唯《花间》《草堂》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,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,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。

随着对词体“律韵”的遵循,词人队伍不断壮大,尤其在太湖流域,词人百十成群,名家林立。刊刻于康熙前期的《柳洲词选》《西陵词选》《松陵绝妙词选》《荆溪词初集》,以及分别编定于康熙三十一年与乾隆年间的《梁溪词选》《梅里词绪》等郡邑词选,反映了明万历后期至康熙前期太湖流域两代或三代不同郡邑词人群,在同一风会下前后相继的历史及其创作风貌与成就。在这些郡邑词人群之间,或联镳竞逐,或前后相继。如荆溪陈维崧与梅里朱彝尊,陈廷焯视之为词中的李白与杜甫,为明清之际词坛的“双子星”,交相辉映。又《柳洲词选》所选柳洲第二代词人王屋,于万历后期“染指”词坛,至崇祯四年,作词达千首之多,崇祯八年,其《草贤堂词笺》十卷与同郡钱继章《雪堂词笺》一卷、曹尔堪《未有居词笺》五卷、吴熙《非水居词笺》三卷合刻为《词笺》系列。他们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,为以陈维为首的荆溪即阳羡词派所继承,并发扬光大。当太湖流域词人走出本郡邑,与其他词人相交集,汇成了自宋以来罕见的、声势浩大的词人队伍,共同将词坛推向中兴之盛。

  入明后,由于词的“曲化”,导致“词曲不分”。《诗余图谱》与《啸余谱》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的盛行,教会了词人“怎么填词”,并在“怎么填词”中规范了词的法度,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;明清之际词选如《倚声初集》则展示了“词写什么”与书写风格,谱写了自明末至顺治年间“正”与“变”兼具并行的历史。特别是进入康熙朝后,各种风格的“正声”与“变调”并驾齐驱,全面形成了众体兼备、交相辉映的鼎盛局面。

至康熙三十年前,词坛大批主力如吴伟业、龚鼎孳、纳兰性德、陈维崧、曹贞吉、朱彝尊、顾贞观、李良年等相继辞世或淡出词坛,中兴之盛不再,词坛进入代群更替的阶段,步入漫长的停滞期。

内容摘要: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“明词”、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“清词”的感事性空前凸显、力度美空前张扬的“变徵之音”,从原先唯《花间》《草堂》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,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,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。三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又一标志是词集、词谱、词论、选学、词集评点等词学元素空前繁富,这既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,又具有或规范创作、或引领创作、或总结创作的功能,呈现出词学元素的丰硕与词坛创作的兴盛共生互动的特点。无论标榜抑或“矜贵”,词集评点之风赖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动因,在于词人振兴词坛的强烈欲望与愿景:通过评点,使众多评点者的词学观点得以发表与传播,也使词作者的地位与声誉得以张扬与提升,两者的互动,成了词坛中兴的重要一环,并以内容的具体性、生动性和多元性。

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:

关键词:词坛;创作;词人;词派;变调;词学主张;别集;名家;之盛;崇祯年间

“词亡于明”与“清词中兴”

  汇结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创作风格与成就的词选,是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《荆溪词初集》。该集在选域上,“正声”与“变调”兼具并举,体现了阳羡词人群“取裁非一体,造就非一诣”的创作风貌,集中展示了阳羡词人共同遵循的极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的词学主张。该主张决定了阳羡词派在艺术风格上兼备众体而非独尊一体。而其建立在创作主体基础之上的“尊体论”、“创作论”、“风格论”等词学理论,并非无复依傍,而是渊源有自。从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观之,其“正声”与云间词派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;其“变调”则是对柳洲词派的开拓与发展,并将其推向高峰。

明人“词曲不分”,词的“法律荡然”;“夫就学词以言词,因明词之谬于律韵”而失词之“鹄式”,成了“明词”衰落的重要原因,是近代以来词学界的共识。不过,在清初邹祗谟看来,万历年间,词的“法律”或“律韵”业已“复明,犁然指掌”,所指即张綖《诗馀图谱》与程明善《啸余谱》。张《谱》与程《谱》自万历二十三年至康熙初年间,不断被重刻。这两部声律《谱》虽存在诸多不足,但在恢复词的“律韵”中居功至伟,王士禛还自称因“偶读《啸余谱》,辄拈笔填词”,成为词人。要之,自万历后期始,因张、程两《谱》的盛行,词在声律上的体制开始正本清源,使填词者“寻声而按谱”,犹如“索骏有象,射鹄有的”,保证了词人的创作从先前的“不合度”向“合度”转化,也从根本上孕育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之盛。

  浙西词派的宗主朱彝尊及其传人李良年、李符为第二代梅里词人。明天启至清康熙初年,梅里词人群“人各一家”,无流派意识,朱彝尊的前期创作深受其影响。在后来融汇浙西群彦的过程中,朱彝尊却改变了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,趋向唯南宋“醇雅派”词人姜夔、张炎是尊的单一逼仄之路,标志是康熙十八年《词综》的问世;张炎等人的《乐府补题》则又为朱彝尊倡导浙派词学主张,提供了理想的范本。康熙十八年前后由李良年、朱彝尊在京师先后发起的“拟《补题》唱和”,是浙派践行其词学主张的重大活动,参与这一活动的有不少为非浙西词人,表明咏物体格,取径姜、张,崇尚醇雅,是顺应时代精神需求的一种审美选择。浙西词派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,率先引领词坛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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